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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
刘朝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国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讲席教授。
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国家记忆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176）的阶段性成果。
被访谈者的学术简介
杨国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安纳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与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讲席教授。他同时也是数字文化与社会中心（Center on 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副主任。作为国际传播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会士，杨国斌教授同时担任《国际传播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中国社会学》（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情感与社会》（Emotions and Society）、《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等刊物编委。近年来，杨国斌教授主要研究文化社会学、社会运动、国际传播、传播学理论、表演理论等。
一
如何进入传播学
问：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有提到，您是因Craig Calhoun教授的“批判社会理论”课程，接触到哈贝马斯、布迪厄等当代社会学理论家之后，跟随Calhoun攻读社会学博士，受Calhoun的影响，与传播学有了羁绊。可否展开讲讲，从比较文学-文学翻译博士学位到社会学博士学位，您是如何进入到传播学领域的？
杨国斌（以下简称“杨”）：我读社会学期间，并没有对传播学的自觉。即使早期上过Larry Grossberg等传播学者的课，我也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生去学习的。那时，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文更感兴趣。除了长期对《文心雕龙》保持研究兴趣之外，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我曾经做过关于颜氏家训、李贽、约瑟夫·列文森之于中国现代性等方面的研究。但当时是以课程论文形式来写作，没有进一步修改和发表。从内心深处，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仍是我对《文心雕龙》的英译，以及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体悟。做《文心雕龙》英译的那段时光以及那时期所做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基础。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拓展了我的理论视野。但走过一段社会学理论的道路，我反而看到了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些局限，因此更注重回到东方与人文的思想里寻找灵感。
我进入传播学领域是始于互联网研究。最初注意到知青网站和知青个人主页时，我并没有将其看作传播现象，而是当社会现象来研究。在研究互联网时，我使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也有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从我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来，比如哈贝马斯、布迪厄、威廉姆斯、巴赫金、泰勒、戈夫曼、维克多·特纳等人的理论。我对传播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属性，都没有什么执着，反而更喜欢跨越和打破学科界限，比如我写书引用的文献，常常不拘一格。
这不是从一个学科走向另一个学科的转折的问题，而是更像一个反思、彷徨和摸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阅读、教学和写作都更加跨学科，越来越不拘泥于某一学科或某个具体领域的文献。如近年教的博士生课程“革命和社会运动理论”“表演社会”“质性知识论”和“文化社会学”，阅读的内容都有跨学科的特点。反思我的学术道路，主要还是一个扩展、融汇、混杂和反反复复的过程：从文学翻译走向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新媒体，又走向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然后进入传播学，跌跌撞撞，误打误撞，其中有很多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当然也有些个人的执着，不喜欢按规则出牌，更愿意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读自己喜欢的书。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恐怕不足为训。
问：您刚刚提到了您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那您是以何种方式与这些理论家相遇的呢？在您自己的理论图谱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理论与理论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和差别？
杨：在读博士时，我主要受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影响，写作时使用这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比较多。比如我早年写国内环保NGO的发展（Yang，2005），用的就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针对环保话语，我借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绿色公共领域”（green public sphere）的概念（Yang & Calhoun，2007）。早期我喜欢这两个理论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读博时，导师专门研究批判社会理论，是布迪厄和哈贝马斯研究的专家，所以我对他们的理论接触得比较多。等到着笔互联网一书，我自己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
在写《连线力》（杨国斌，2009/2013）一书时，我反复琢磨使用何种分析框架。“公共领域”理论和“公民社会”概念，都曾是我的备选理论框架。但后来两个都没用，我选用了“社会运动”理论。首先，哈贝马斯的这套理论有它自身较长的历史渊源，不适合直接拿来主义。从一开始被引到中国的时候，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有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的确，该理论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次，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是带有价值倾向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虽然这是基于历史分析提炼而来的概念，但他笃定公民社会是一种绝对正确的理想类型。显然，拿西方的学术思想来分析中国的现实，有用处但也有局限。我想采用一个更加中性的框架，比如社会运动理论就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最后我选用的概念是“网络行动主义”（online activism），借用社会运动理论中在当时比较新的多元制度（multi-institutional）框架 ，提出在多元互动论（multi-interactionism）的视角下来认识网络行动主义。在具体分析中我使用较多的是威廉姆斯和巴赫金的理论资源。之后对互联网现象的研究，我也倾向于从文化角度出发，威廉姆斯和巴赫金的思想都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条路径。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carnival theory）给我诸多启发。巴赫金的思想深刻，尤其是他对结构和能动性的微妙分析，避免了传统社会科学的偏狭和简单化。当然，学者们都在努力去尝试如何打破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元思维方式，巴赫金做得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理论有讲到文体（如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就是一种结构，每个文体中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创作——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艺术创作，这些都是实践，是一种能动性的行为。如果从文体来考虑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那么某一种文体它既有其应有的样子，也有很大的能动性：你要写诗，就要有诗的样子；写小说就应有小说的框架，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同时，你又兼备很强的能动性，你可以创作不同的内容。巴赫金对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就是因为小说话语具有包容性。小说里面可以有对话甚至胡话、废话，也可以有诗歌甚至戏剧。它包罗万象，容得下多种文体。这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成长于极权社会的人尤其向往多元文化。20世纪初期，巴赫金的早期文学理论就提出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和现在的言语行为理论很接近。比如《行为哲学》小册子中所论及的“行为”（act）。
另外，他认为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常常是没有意义的。在抽象理论中，人类的真正经验、人的意义完全消失了。这和我近来使用的表演理论，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理论非常丰富，对我而言始终常读常新。他的著作虽然出现在互联网之前，但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互联网文化，仍很有意义。他看到的世界，是鲜活的世界，可以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充满生命力。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理论过于一本正经、对理性的幻想脱离实际，而布迪厄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则近乎走向了阶级宿命论。
二
作为翻译的传播
问：您的博士导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Craig Calhoun教授是美国社会学界“少有的关注传播学核心问题的学者之一”。那么在您看来，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杨：传播学的核心问题，见仁见智，关注比较多的是公共领域里的交流、互动、冲突和信息及情感传播。我的基本观点是，在对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和communication as ritual的批评基础上，提出communication as translation的观点。
问：您在2018年Communication as Translation and Som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讲座中，曾提到“communication as translation”的概念。2020年您在Rethink Media Research Changing Society合辑中，更多是从核心概念入手来谈如何应对学科危机以及网络极化现象。关于这一概念的垦殖过程，您可以详细讲讲吗？
杨：简单来讲，传播同翻译相似，关注个体、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异质性，以开放、接纳的态度，沉浸的、体验的方式，反复倾听、学习、表达、调整、修正。
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最早是从transportation的观点来的，就是要把什么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即“传输推送”，后来它又延伸出transmission。早期，“传递观”的影响相当大。但这是一种单向的传播观，我讲你听或者你讲我听。它通常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接收者是被动的、不知名的“大众”。正因如此，“传递观”受到很多批判。威廉斯在Culture and Society的结论中，用很大的篇幅批判了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大众；只有将人们视为大众的方式”；“传播不仅仅是输入；它同样是接收和回应”；他认为不平等是真诚传播的主要障碍，而真正的传播应该包括积极的接收和生动的回应，“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共同体理论”（Williams，1960：319-332）。在威廉斯这里，真正的传播是在“共同”而非“差异”中发酵的。
与威廉斯一样，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在对“传播的传递观”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传播的文化观”。凯瑞的基本观点大家都很熟悉，他认为传播并非只为传递信息，也是一种仪式化行为。比如每天早晨大家听收音机、看报，晚上看新闻联播，就是日常仪式化行为。在中国，早年看电视的行为对应的是一家人、整个大院的或者一条街的人来看，而很少是一个人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性的仪式化行为（social ritual activity），它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建立社会纽带，实现社会团结，形塑共同体。直到现在，“文化观”或者说“仪式观”，仍是传播学的重要概念和经典理论。
但凯瑞重视的仍旧是“团结”和“共性”的价值，而没有重视现实社会中的“差异”（difference）。他的“文化观”强调“认同”是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基础：仪式代表着共享某种观念，这就排除了具有不同信仰或观念的人们走到一起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当代社会，冲突和社会分化严重，文化观念越来越多元。如果太执着于追求某种威廉斯所说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则可能对其他文化和社会群体产生排斥作用，容易忽视群体内部、群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多元的网络社会中，我认为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传播观：既要认识到共同体与社会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要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实践。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到了翻译。
我是做文学翻译出身的，对如何对待“差异”（difference）有切身的体会。做翻译的基本功，是要具备另外一种语言的能力。英文翻译成中文，中文译为英文，跨语言和跨文化之间的翻译，都需要这个基本功。而获取另外一种语言能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的开始。翻译不仅发生在文化和语言系统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社会和群体内部，包括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中。我在之前的文章（Yang，2020）里也写到了，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便涉及到“传播”。他没有直接从翻译学的理论角度谈，他谈的是语言哲学。他的基本看法是，人类一切的交流、一切的传播行为都是一种翻译。我们现在的交流、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任何交流，都是翻译的过程。每个声音都有特定的语境和情境，因此也就有特定的含义。因为没有绝对相等的话语，所以任何两个话语（utterance）的相遇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这个看法很深刻。
这里有三个重要概念：谦卑感、自我转变和差异。在传播过程中，一个出发点是，要有一定的谦卑感。学习一门语言，即是学习另外一种文化，这需要有“学习”的态度，它假定了对所学的外语保持完全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语言不是通过解释来学习的，而是通过接受和习惯。学英语需要背单词、学语法。即使你觉得某个介词用得似乎没道理，但习惯如此，你也只好学着用而不是去随意修改。或许是因为我身处这种多元文化中，这些年来我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谦卑感？如果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来处理关系，不管是邻里、朋友、同事还是国家关系，都会助益良多。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找到很多与谦卑感相通的概念和表述。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的过程。翻译是对话性的、自发性的，主动“学习”的自我必须要具备“转变”的可能性。这和过往的传播学理论有所差别。以前，我们习惯于向他者传播，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别人，最多实现到能够交流。但应该看到，交流的过程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如何更好地完善自我。对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来说，常见的问题是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纳、收编，或者忽视、排斥。作为处于主流文化中的“译者”或“传播者”，则应反其道而行之，要有一个敞开的自我，敢于接受差异，并不断改善自我。
不管是传播学还是社会学，怎样对待不同的文化，怎样对待他者，是个大课题，没有最终答案。人类学者会谈到这些，比如“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翻译理论界也有很多创新的概念，因为它本身就涉及到了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的很多复杂现象。总而言之，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不同的是，传播的翻译观是以承认差异、对话、接受、相互变化、自我转变为前提的一种认识论。
如果能从这一视角来谈传播学，或许就比单纯谈论共同体、“共同文化”又往前进了一步。从表面看，技术增强了我们的连接性，但实际上如果这种连接性助长了冲突和极化，那它就是假连接。在充满冲突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看到差异和多样性的价值。当然，翻译本身也是个复杂概念。关于翻译的理论和讨论中，对翻译在殖民主义时期成为殖民主义工具等问题，多有批判。关于谁能做翻译、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等等权力问题，在翻译学界亦多有探讨。但是从纯粹翻译的过程来谈，我认为还是有其重要内核，可以引申来谈论传播学的基本理想，因此我才提出了作为翻译的传播观的假设。
问：您在海外的学术经历，对“作为翻译的传播”观这一概念的提出有所助益吗？
杨：是的，这个可以用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理论体系建设来谈。西方学术史上，崇尚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追求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英文学术文章的写作，在文体和风格上，不用商榷的语气，而是要写得自信、有把握甚至有些霸道，要传达的信息是：我的理论最好、最正确，这样才能把文章发表出来。在海外读博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会说这套“权威”话语的过程。直到后来读去殖民化（decolonial）和本土知识论（indigenous epistemologies）的文献，才逐渐意识到这套学术话语的局限性。这种情况下，再回到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有了新的感触。中国传统文论、诗学、画论，从画评、诗评、小说评论生发出来。论者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地发表评论，表达个人的真知灼见，但不执着于建立理论体系。这类诗评、画评，在传达个人体悟的同时，也仿佛同时对读者发出参与讨论的邀请。所以它是一个在开放的思想空间，用意象、比喻等形式，展开想象力。有人或许会说中国传统诗学或文论缺少理论。其实不是没有理论，很多深刻的思想可以上升到理论。只不过追求的是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的思想方法。
三
传播研究的新机遇
问：我们都知道，您在传播学理论、情感研究、数字叙事与记忆等领域影响颇丰，提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作为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教授，您为何没有选择与传统社会学有更多的交集？
杨：学科划分有很多时候是画地为牢的。有些时候可能是必要的，比如一个学科有什么样的经典需要去读。但是能够走出自己的学科，看看其他相关学科的书，对扩展眼界很有必要。无论是社会学、传播学还是新闻学，我都没有特别的执着。与传播学有更多的交集，是由于工作的机缘。如果没有这个机缘，我也可能是在社会学界。当然，其中的必然性是，正因为我做的研究能够和传播学对话，所以就受聘到传播学院任教。但即便我不在传播学院，我可能也还是会做类似的研究。
学科的界限有时候是一种伪界限，需要打破。在概念上虽然不一样，但谈的问题很多是相通的。那么研究者们或许要培养这样一种能力，即在不同的概念、学科、理论之间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也就是所谓融会贯通。能够融会贯通，才能逐渐养成自己独立的看问题的方式。
问：在您看来，当代传播学和社会学，有哪些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杨：如果说传播学有什么新机遇和可能性的话，应该说新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现象都构成了新机遇。但仅追求新现象还不够，还要看怎么研究。重要的是能不能从新现象中看到新问题、新思路、新思想。比如大数据时代个体常常被淹没，此时如何重新发现和叙述个体生命和个体经验就成为了新课题。大数据时代，反而凸显了小数据和个案研究的价值。另外，用新眼光重新审视经典，为发展另类知识论（alternative epistemologies）提供了途径，譬如用去殖民化视角对革命理论进行反思（Bhambra，2016），从残障运动研究中发现个体能动性的新可能（Dokumaci，2023），从木偶研究出发对机器人文化进行批判（Erdener，2019）等。还有一点是我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杨国斌等，2024）的访谈中谈到的，即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超越传统的“批评”话语，从否定的话语走向希望和关怀，这方面有很多事可做。
问：如何在中文语境的传播研究中，以“作为翻译的传播”烛照具体经验？
杨：首先，学界要自我反省。我们作为研究者，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对自己所做的知识生产是缺少反思的。在当代学术体制下，学者不得不努力多发表、快发表，常常无暇顾及发表出来的东西到底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大部分情况下，具体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很可能没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整个学术界所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会产生某种整体效应，而这种效应对社会心态、文化气氛等等，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不可小看。现代社会科学崇尚分析，人文学科崇尚批判思维，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贡献。但只有分析和批判，没有关怀和同情，最终会不会只能得出无可奈何的结论？布迪厄对社会不平等的分析可谓深刻，他的理论极具诱惑力，但他所描绘的社会是不是少了一点希望？甚至隐含着某种宿命论？
其次，要在反思中重视经验世界。我觉得不要盲目迷信理论，也不要盲目迷信书本上的知识，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也应该是灵感的源泉。我们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俗语都讲经验的重要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虽是老话，却常看常新，尤其适合在我们这个AI时代多多记诵。书虽然要读，但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应该还未过时。
其实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这样做，包括周晓虹老师和周海燕老师多年来做口述史的研究，走遍大江南北，是为躬行。口述史的研究，是一种双向交流。研究者首先要倾听、提问、学习，如同语言翻译者先要听说读写一样。倾听是交流和传播的基础，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近些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国际传播，学者们常谈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这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理论思考和探讨，比如吴飞教授关于“全球共通”的文章，强调“情感共鸣”；韦路和李彰言的文章，谈“协同传播”的国际传播范式。这些文章所强调的“共通”“协同”等观点，与“作为翻译的传播”异曲同工，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做好传播的问题。目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国际传播实践中听与讲的关系问题。包括国际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实践者是否倾听、如何倾听、听到了什么，以及倾听对于更好地讲述有何作用等等。国际传播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非常期待看到丰富的、深入经验世界的研究作品的问世。我想借此机会推荐宾大社会学系的同事Annette Lareau（2021）的畅销近作《学会倾听：一本关于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数据分析和学术写作的实用指南》。如书名所示，该书把倾听看作是质性研究的核心要素。从作为翻译的传播观来看，该观点实际上把质性研究的过程也当作翻译来看待。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本期执编/张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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